说到“窑洞对”，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今天我们要讲的“窑洞对”，在党史上也非常有名，同样是党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就是延安时期陈云与毛泽东“三问三答”，领悟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箴言和嘱咐后代“学习哲学”的故事。

     “三问三答”悟思想

      陈云早年投身工人运动，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年轻时就脱颖而出，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可是，那时的党还在幼年时期，还在为革命寻找一条科学的道路苦苦求索。和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一样，陈云在这段时期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后来，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结合学习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回顾自己早年的思想历程：

      “从一九三〇年三中全会选了我做候补中央委员，四中全会选为正式中央委员，一直当到现在”，“我是属于经验主义”，“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这不是偶然的。我和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1]

      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走过的艰辛历程和付出的惨痛代价之后，陈云对于我们党“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他思索良久，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正是在陈云冥思苦想不得解的那段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上来。陈云牢牢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前后三次向毛泽东请教自己苦思良久没有参透的“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问题，并充分利用毛泽东接他到枣园养病的机会，系统研究毛泽东著作和他处理问题的方法，领悟了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精髓和重要性。

      我们今天讲的“窑洞对”就是从毛泽东和陈云的“三问三答”开始的。且看陈云是怎样讲这个故事的：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2]

      就这样，循着毛泽东的点拨和教导，从思考“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到从思想方法上、哲学上思考错误的根源，到认识到错误源自“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再到将犯错误的原因聚焦到“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少犯错误的难点在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陈云终于对自己苦思多年的问题恍然大悟、豁然开朗，领悟了实事求是这个“基本思想”。不仅如此，我们看到，陈云以他独特的思想历程，辟出了一条以“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为切入点，领悟实事求是、走出“经验主义”窠臼的独特路径，这也是他领悟掌握辩证唯物论思想方法的独特思想逻辑。

      经过这样一段艰辛的思想探索历程，陈云充分认识到掌握实事求是科学思想方法的极端重要性：

      “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3]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4]

      对这段从“落后”到“赶上”的思想进步历程，陈云在党的七大上有一段精辟总结，他说：

      “落后这两个字很不好听，不大光荣，但是我承认这个落后。如果不承认这个落后，在我面前就没有任务了，这个任务就是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如果以后要少犯些错误，就要有这种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况。” [5]

      包括与毛泽东“三问三答”、搞学习小组和学习竞赛在内的延安学习经历，使陈云在“思想上的进步可以说发生了一个飞跃”。陈云对此十分看重，多次深情回忆他和毛主席“三问三答”的往事：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6]

      “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7]

      “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8]

      这些深情回忆，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毛泽东与陈云两位领袖在延安时期，共同学习探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党史画卷，一下子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给我们丰厚的历史和理论滋养。

“十五字诀”硕果出

      在领悟到实事求是这个基本思想之后，陈云的思想步伐并没有停止，而是在深入研读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进行了探索性、创造性思考，由此总结和概括出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十五字诀”，为他与毛泽东的“窑洞对”结出了已经载入史册和“党书”的丰硕成果。陈云晚年回顾总结说：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9]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10]

      这十五个字微言大义、字字珠玑，凝结着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还有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领悟和总结。在我们党内，陈云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领悟和阐释堪称“独到”，而这种“独到”，正是植根于他同时从正反两面历史经验教训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深入思索和总结。从反面来说，在革命、改革时期我党的一些失利和挫折，使他辟出一条从“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一问题领悟实事求是的独特路径，也使他可能比党内其他同志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抱有更加痛彻心扉的理解和更强的敬畏之心、谨慎之心；从正面来说，在他领悟了实事求是的巨大威力和内在真谛后，他对“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这一根本问题有了自己独到的深入领悟，从而对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怎样把事情办得更好，有了更强的自觉和自信。这正反两面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总结，或许是陈云在后来的经历中较少犯错误，尤其是较少犯大错误的奥妙所在。

      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字的具体含义，陈云从延安时期就开始进行深入阐释，之后又在“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等党的历史的关键时刻进行阐述，其中许多时刻都是我们党急需端正思想路线的关键节点。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陈云又亲自对这十五个字进行了一次总结性的系统阐释。他说：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

      “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11]

      切身领悟了实事求是的威力和真谛、进而又切实掌握了践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办法之后，陈云从此形成了唯实而不盲从、谨慎而又硬气的独特政治理念和风格。

      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陈云结合自己之前因为盲从而犯错误的教训，强调了唯实而不盲从的问题，告诫全党只有不盲从、依靠实事求是才能少犯错误。他说：“现在不要说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不会犯错误了”，“我们相信毛主席，但绝不是盲从，盲从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对问题仔细地考查，翻来覆去地考查，这样不管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也好，离开毛主席也好，大体上不会犯大的错误，否则风潮一来，就又要犯错误。”[12]

      在晚年对自己革命经历的总结中，陈云对自己谨慎而又硬气的政治风格又进行了一次极为精辟的概括和总结，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反复琢磨。他说：“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一九四五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解放后，我到上海开会，抓二白一黑，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有人提出把工厂搬出上海，我考虑不行，只能从外地调大米、棉花。结果，到一九五三年，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那时，我算出全国只要每年有二千七百八十亿斤粮食，就不会出大问题。毛主席很奇怪，不知我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也有硬的一面。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总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13]

      “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是陈云对自己一生从政经验和政治风格的高度概括。是什么给了陈云这样的自信和硬气？根本上讲，就是他对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透彻领悟和掌握。所谓“小心谨慎”，就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心存尊崇和敬畏，就是要通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深入调查研究等办法小心翼翼地搞清实事，继而客观求是和作决策；所谓“很硬”，就是不盲从，就是尊重事实、相信实践、追求真理，坚信做到实事求是才是我们的根本底气，有了底气也就能做到硬气。无论是“小心谨慎”还是“很硬”，实质上都是源自对实事求是的尊崇和践行。

      陈云概括创造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箴言，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光辉，是他与毛泽东“窑洞对”的理论结晶，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宝库的永恒瑰宝，早已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精神血脉之中，给一代代共产党人无穷教益和启迪。

      “学习哲学”济后世

      在领悟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心路历程中，陈云从和毛泽东“窑洞对”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做到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光有经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方法上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问题。毛泽东的指导和点拨，使陈云“受益很大”，使他充分认识了学习哲学、学好哲学的重要性，将之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正是从这时起，陈云不仅自己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且言传身教，告诫、嘱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哲学、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了自己一生中两次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历，一次在延安时期，一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两次经历对他的思想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本人形象地用两次“打倒”来形容这两次系统的学习哲学的经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重要。延安时代，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有个很好的风气，就是组织干部学习哲学。那时规定每周要看几十页书，每星期六用半天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系统地学了几年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对我很有帮助，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后来，我就没有时间这样系统地学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有计划地读了点马列原著，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那一套‘打倒’了。”[14]

      两次“系统地学习”、两次“打倒”，是思想理论上的两次斗争、两次升华，促进了陈云在思想理论上的两次飞跃。正所谓“不破不立”，第一次系统学习和“打倒”，使陈云通过领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系统地驳倒了“王明的一套”，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他头脑中的真理性、正确性；第二次系统学习和“打倒”，使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失误挫折，系统地驳倒了“陈伯达的一套”，为陈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卓越贡献，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陈云认为，学习哲学，最核心的就是要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他本人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他有一次在和秘书谈学哲学的问题时，对此作了充分说明：

      “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让我学哲学，还给我派了教员，我认真地学了三遍。那时中央组织部的读书班，在延安是比较有名的。那几年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在延安学习前，我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15]

      在今天的陈云故居，展出着一副陈云晚年写给夫人于若木的条幅：“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点”；于若木在纪念陈云100周年诞辰时也强调，“全面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陈云同志成功的秘诀”。由此足见陈云对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深厚领悟和感情。

      从接受和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教导他“学习哲学”的嘱托开始，陈云就一直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哲学的问题。尤其在晚年，陈云更是从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出发，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提出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加上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内容，并将我们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身负重任”问题和“学习哲学”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反复告诫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青年同志要学好哲学。他反复嘱托：

      “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6]

      “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17]

      “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18]

      “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9]

      “我建议同志们，尤其是年轻同志，平日除了看业务书外，也要抽空读点马列的理论书籍，特别是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有还是没有这个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工作起来都会大不一样。”[20]

      “我劝你们一件事，领导干部要学点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还是要抽点时间学习。学习时不要急急忙忙联系实际。你们接触实际多，自然就会联系起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21]

      “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22]

      这些殷殷嘱托，既是陈云对他与毛泽东“窑洞对”内在精神的不懈传承，也寄托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永远兴旺发达的无限期盼和祝愿。这些殷殷嘱托，如洪钟大吕，将永远在我们耳边发出绵绵不绝的回响。

      “窑洞对”里有文章

      从“三问三答”到“十五字诀”再到“学习哲学”，陈云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写就了一篇令人回味无穷、永世赞叹的文章。

      在建党百年之际，站在我们党百年征程新起点上，我们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从包括毛泽东与陈云“窑洞对”在内的精彩党史故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注释：

      [1]《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2]《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343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5]《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8]《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

      [12]《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页。

      [13]《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433页。

      [14]《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13页。

      [15]《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9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1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0]《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21]《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46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